一、核心利益冲突问题

资源分配的零和博弈

解释：当双方在争夺有限且不可分割的关键资源，如企业并购中的股权分配、土地征收中的核心区域归属等，这种资源分配呈现零和性质，一方所得即另一方所失，很难通过简单谈判达成共识。

举例：两家石油公司竞标一块海上油田开采权，该油田预估储量有限且位置关键，只能授予一家开采权，这就形成了零和博弈，无论双方在谈判桌上如何阐述自己开采的优势，最终都要面对只有一方能获得开采权的现实，很难通过调整方案使双方都完全满意。

战略目标的根本对立

解释：如果双方的长期战略目标相互排斥，例如在市场份额的独占性目标、技术标准的垄断性目标等方面存在冲突，就很难在谈判中找到兼容的解决方案。

举例：在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市场，安卓系统和苹果iOS系统有着不同的战略目标，安卓系统希望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通过与众多手机厂商合作实现广泛的用户覆盖；而iOS系统则注重用户体验的独特性和高端市场的掌控，当涉及到一些技术标准的统一或者市场合作模式的谈判时，由于这种战略上的差异，很难达成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方案，因为这会触及各自的核心战略利益。

二、信任缺失导致的问题

历史矛盾和背叛经历

解释：如果双方在过去的交易或交往中有不愉快的经历，如一方曾经违背合同条款、泄露商业机密等不诚信行为，那么在后续谈判中，受损方很难轻易相信对方的承诺，这使得关于重建合作关系或者新合作项目的谈判变得异常艰难。

举例：一家供应商曾被采购商拖欠货款，导致供应商遭受巨大经济损失，几乎面临破产，之后在新的供应合作谈判中，供应商可能会对付款方式、预付款比例等条款格外敏感，甚至可能因为无法消除对采购商的不信任而拒绝合作，即使采购商在谈判桌上提出很多优惠条件也无济于事。

文化差异引发的信任障碍

解释：不同文化背景的谈判对手可能在沟通方式、价值观和商业道德观念上存在差异，这可能导致误解和信任问题，比如东方文化强调集体主义和长期关系，注重人际关系的维护；而西方文化更侧重个人主义和短期利益。

举例：在中美企业的合作谈判中，中方企业可能希望通过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来实现共同发展，注重双方在合作过程中的相互理解和默契培养；而美方企业则可能更关注短期的经济利益和明确的合同条款，这种文化差异可能导致双方在谈判初期就难以建立起有效的信任机制，进而影响谈判的进程和结果。

三、法律和政策限制问题

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约束

解释：某些问题受到法律法规的严格限制，谈判空间非常小，例如环保法规对工厂排放标准的规定、劳动法对员工权益的保护等，这些法律规定是必须遵守的底线，不能在谈判桌上随意突破。

举例：制药企业在与环保部门就药品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进行谈判时，由于有严格的环保法规限制污染物的排放种类和浓度，企业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寻找解决方案，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如果企业的污染治理措施达不到法定标准，就无法通过谈判来获得生产许可或者避免处罚。

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解释：政府政策的变化或不稳定会给谈判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例如税收政策的突然调整、行业管制政策的变化等，这些因素可能会改变谈判的基础和预期收益。

举例：在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谈判中，政府对新能源补贴政策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到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如果在谈判过程中，政府宣布减少对太阳能发电项目的补贴，这将使得投资方重新评估项目的收益和风险，原本基于高补贴预期的合作协议可能需要重新谈判，甚至可能导致谈判破裂。